【基隆客廳市議會系列】
他總是說：沒用啦∼
距離我們上次碰面，可能超過五年了吧。
卓先生是我與小卍在工傷協會的老朋友，十年前在台北從事捷運新店線的開挖工作，先是職災毀掉他的右眼，後來就是職業性潛水夫症的集體抗爭了。這場抗爭，從1997年打到1999年，已完工的新店線的工人一一回來進行健康檢查，也震醒了正延用同一套壓氣工法的板橋線工人，確認身體的酸痛原來是不當加減壓導致的氮氣泡正在體內流竄，四十餘名工人在工傷協會、工委會的協助下，共組「劫運潛水夫症聯盟」，持續二年的抗爭，成為台灣少數浮上檯面的集體職業病案例。當時正在等待入伍服役的小卍，就是當時最年輕的捷運工人。
十年過去了，卓先生先後又做過雪山隧道、東西快速道路，右膝仍殘留潛水夫症的威脅，不時要補充鈣質以免關節因氮氣泡聚積而磨損，而他的右眼，當然是永久失去視力了，擔心的是過度依賴左眼導致視力快速弱化。這都是工傷後，沒完沒了的代價，由個別的工人承擔。
◎ 這是1997年潛水夫症工傷者的照片
直到近一年來，卓先生才回到基隆，在中船有個臨時工的差事。過去十數年來，卓先生就像基隆在地的年輕人一樣，很長的時間都在外地工作，只有休假時才回家，卓太太至今提起仍忍不住搖頭：「基隆沒有發展，只能到外縣市找工作。這些爸爸，都錯過了小孩的成長。基隆的很多媽媽獨自照顧孩子，很像單親家庭。」
卓先生是基隆的義警，已經二十幾年了，這個身份帶來的好處不在微薄的車馬費，而在警界人脈熟識的便利，以方便罰單等等等的零碎的便利與好處。
他非藍非綠，談起許財利：「他很爛啦，罷免又怎樣？沒用啦！」客廳桌面壓著數十張名片，其中有二張政治人物的，一個是現任市議員，一個是上一屆沒當選的立委，他冷靜地說：「我看人投啦，那一黨都一樣，能幫我們做事比較重要。」
「你怎麼檢驗政治人物如何幫你做事？」
「像這個就不錯，」他拿起市議員的那張名片，很得意是押對寶了：「選舉我有幫他，上次我被開了一張酒測過高的罰單，打電話請他來立刻就來了。」
「來了就不罰哦？」
「銷單啊，或罰最低罰款….都可以啦。選後還是叫得動，就很不錯啦。」
這是利益的立即交換，是少數做得起椿腳的人的小利，政客吃肉，他撈到一點小肉屑，可以了。至少，算清楚彼此的得失，雖然大政策就全放掉了。反正，小市民也管不起。至少管管眼前蠅頭小利。
即便是這樣。卓先生對整個局勢，還是悲觀的：「沒用啦，基隆一直爛下去，誰執政都一樣，府會要不同的政黨，才會互相咬形成監督。」
「但之前藍綠都輪流執政，府會不同黨還不是利益互相交換，鞏固得很，一點也沒有監督效果。」我忍不住提地方性公投：「市民把權力拿回來，才有可能改變。」
「不可能啦，這很理想，做不到啦！」他很快地說。並跳過基隆地區的行動，很快攀上全國性政治局勢的分析，並頭頭是道地評論起總統大選：「陳水扁什麼都做得出來，我看他是敢讓總統大選選不成！」
小卍說起，十年前捷運潛水夫症抗爭時，陳水扁時任台北市長，市府是捷運工程的發包單位，應付職災連帶責任，工人們找陳水扁陳情，他說三個月後查明，不料不但承諾跳票，還把工人應有的醫療補助也取消了，後來，大家決議到處圍堵阿扁，與當時正在抗爭的公娼相呼應，報上還登出阿扁市長被載潛水夫帽的工人、與公娼帽的女人逼得逃竄遁行．．．．
「十年前他還是市長時，我們就開始打扁了！」我不免得意。
「陳水扁和民進黨一定要給他們一點處罰啦，太過份了。」卓太太說。
「沒用啦！」卓先生還是這麼說：「一百萬人上街頭他都不肯下台！」
當初潛水夫症打仗時，卓先生一直是那個對集體不抱期待、但又不全然放棄的人。大家開會，他冷眼旁觀，不時澆人冷水，但行動時，人還是來了。
集體中，總是有這樣的人。條件好些、自視高些、機會多些，像是因洞察世事人情而不會陷入激情、衝動，會盤算好個人退路，但不見得會扯團體後腿、也不真會違逆集體決議，就是跟著、看著、觀察著、似乎是隨時要自保而退，但也沒真的退，後來那場仗打贏了。他當然也有一份。如果陷入更長的苦戰呢？卓先生會是率先撤退的人嗎？會是馬後炮指責大家的人嗎？但潛水夫症的戰役也打了整整兩年，卓先生話說得冷淡，但也一直沒離開。
也許他就像這個社會上很多對公眾事務失望的人一樣，因失望而略顯犬儒，但並不是真的心死，只要有一點點動力──當然這動力必得是與自身利益習習相關的──，察覺可能有點方向可以試著前進，嘴巴上還是作最糟的打算，但行動上未必不能挪動……
我想像著，我們要使用「地方性公投」來集結1500人，這之中，有的人會帶著過度投射的期待而來，準備被領導而未必有決心自己拿起來幹；有的人會遲疑、觀察、將信未信；有的人可能早已看破，決心共同試著奪回權力，與責任；但也會有一些，像卓先生這樣，算計著小利，但不真正失望的人吧。而這些，也都是長期政治決定被迫讓渡出去、而一再失望甚而絕望的，小市民吧。
我們都得共同面對。
火盟參政有用嗎？∼訪潛水夫症工傷者卓先生
訪問/整理：小卍、沐子（2007/12/26）
他總是說：沒用啦∼
距離我們上次碰面，可能超過五年了吧。
卓先生是我與小卍在工傷協會的老朋友，十年前在台北從事捷運新店線的開挖工作，先是職災毀掉他的右眼，後來就是職業性潛水夫症的集體抗爭了。這場抗爭，從1997年打到1999年，已完工的新店線的工人一一回來進行健康檢查，也震醒了正延用同一套壓氣工法的板橋線工人，確認身體的酸痛原來是不當加減壓導致的氮氣泡正在體內流竄，四十餘名工人在工傷協會、工委會的協助下，共組「劫運潛水夫症聯盟」，持續二年的抗爭，成為台灣少數浮上檯面的集體職業病案例。當時正在等待入伍服役的小卍，就是當時最年輕的捷運工人。
十年過去了，卓先生先後又做過雪山隧道、東西快速道路，右膝仍殘留潛水夫症的威脅，不時要補充鈣質以免關節因氮氣泡聚積而磨損，而他的右眼，當然是永久失去視力了，擔心的是過度依賴左眼導致視力快速弱化。這都是工傷後，沒完沒了的代價，由個別的工人承擔。
直到近一年來，卓先生才回到基隆，在中船有個臨時工的差事。過去十數年來，卓先生就像基隆在地的年輕人一樣，很長的時間都在外地工作，只有休假時才回家，卓太太至今提起仍忍不住搖頭：「基隆沒有發展，只能到外縣市找工作。這些爸爸，都錯過了小孩的成長。基隆的很多媽媽獨自照顧孩子，很像單親家庭。」
卓先生是基隆的義警，已經二十幾年了，這個身份帶來的好處不在微薄的車馬費，而在警界人脈熟識的便利，以方便罰單等等等的零碎的便利與好處。
他非藍非綠，談起許財利：「他很爛啦，罷免又怎樣？沒用啦！」客廳桌面壓著數十張名片，其中有二張政治人物的，一個是現任市議員，一個是上一屆沒當選的立委，他冷靜地說：「我看人投啦，那一黨都一樣，能幫我們做事比較重要。」
「你怎麼檢驗政治人物如何幫你做事？」
「像這個就不錯，」他拿起市議員的那張名片，很得意是押對寶了：「選舉我有幫他，上次我被開了一張酒測過高的罰單，打電話請他來立刻就來了。」
「來了就不罰哦？」
「銷單啊，或罰最低罰款….都可以啦。選後還是叫得動，就很不錯啦。」
這是利益的立即交換，是少數做得起椿腳的人的小利，政客吃肉，他撈到一點小肉屑，可以了。至少，算清楚彼此的得失，雖然大政策就全放掉了。反正，小市民也管不起。至少管管眼前蠅頭小利。
即便是這樣。卓先生對整個局勢，還是悲觀的：「沒用啦，基隆一直爛下去，誰執政都一樣，府會要不同的政黨，才會互相咬形成監督。」
「但之前藍綠都輪流執政，府會不同黨還不是利益互相交換，鞏固得很，一點也沒有監督效果。」我忍不住提地方性公投：「市民把權力拿回來，才有可能改變。」
「不可能啦，這很理想，做不到啦！」他很快地說。並跳過基隆地區的行動，很快攀上全國性政治局勢的分析，並頭頭是道地評論起總統大選：「陳水扁什麼都做得出來，我看他是敢讓總統大選選不成！」
小卍說起，十年前捷運潛水夫症抗爭時，陳水扁時任台北市長，市府是捷運工程的發包單位，應付職災連帶責任，工人們找陳水扁陳情，他說三個月後查明，不料不但承諾跳票，還把工人應有的醫療補助也取消了，後來，大家決議到處圍堵阿扁，與當時正在抗爭的公娼相呼應，報上還登出阿扁市長被載潛水夫帽的工人、與公娼帽的女人逼得逃竄遁行．．．．
「十年前他還是市長時，我們就開始打扁了！」我不免得意。
「陳水扁和民進黨一定要給他們一點處罰啦，太過份了。」卓太太說。
「沒用啦！」卓先生還是這麼說：「一百萬人上街頭他都不肯下台！」
當初潛水夫症打仗時，卓先生一直是那個對集體不抱期待、但又不全然放棄的人。大家開會，他冷眼旁觀，不時澆人冷水，但行動時，人還是來了。
集體中，總是有這樣的人。條件好些、自視高些、機會多些，像是因洞察世事人情而不會陷入激情、衝動，會盤算好個人退路，但不見得會扯團體後腿、也不真會違逆集體決議，就是跟著、看著、觀察著、似乎是隨時要自保而退，但也沒真的退，後來那場仗打贏了。他當然也有一份。如果陷入更長的苦戰呢？卓先生會是率先撤退的人嗎？會是馬後炮指責大家的人嗎？但潛水夫症的戰役也打了整整兩年，卓先生話說得冷淡，但也一直沒離開。
也許他就像這個社會上很多對公眾事務失望的人一樣，因失望而略顯犬儒，但並不是真的心死，只要有一點點動力──當然這動力必得是與自身利益習習相關的──，察覺可能有點方向可以試著前進，嘴巴上還是作最糟的打算，但行動上未必不能挪動……
我想像著，我們要使用「地方性公投」來集結1500人，這之中，有的人會帶著過度投射的期待而來，準備被領導而未必有決心自己拿起來幹；有的人會遲疑、觀察、將信未信；有的人可能早已看破，決心共同試著奪回權力，與責任；但也會有一些，像卓先生這樣，算計著小利，但不真正失望的人吧。而這些，也都是長期政治決定被迫讓渡出去、而一再失望甚而絕望的，小市民吧。
我們都得共同面對。
